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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探索

 
——李铁映论教育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3-20)  发布日期:2014-3-31  浏览次数:953

  1988年到1993年,中央决定我兼任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这一时期,在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乃至社会改革发展的历史上,是很不寻常的时期。从1978年算起,我国改革开放已经搞了十年。教育体制改革也已起步,并正在走向深入,但与经济、科技体制改革相比,仍然相对落后。教育事业的发展不能满足群众要求。同时社会上自由化思潮时断时续,改革、发展与不稳定之间形成很大的矛盾。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保证校园的长期稳定,保持教育的稳定发展,成为首先必须旗帜鲜明地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从国际形势看,当时已近世纪之末,许多国家都在考虑,如何迎接新世纪挑战,教育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怎样承担起这个责任。中国也必须做出自己的回答。
  一
  1988年“两会”期间及以后一段时间,社会上出现了关于教育的种种议论。作为国家教育管理部门,如何看待这种议论以及如何做出回答,必须有明确的态度。我深知教育对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而解决教育问题的巨大难度则可想而知。好在小平同志亲自抓教育,已经对我国教育工作有了一系列深刻而完整的论述;党中央1985年已经做出过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全国人大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广大人民群众满腔热情地支持教育,创造了很多好的典型经验。我坚信,依靠党中央、国务院和广大人民群众,依靠广大教师,我国教育事业必定会有大的发展。
  在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教育形势后我们认为,一是我国教育发展的确还比较落后,“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不少孩子还上不了学。二是教育体制不适应,办学和求学的路子那么窄,严重脱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要改变这种教育落后状况,需要政府大幅度增加投入。当时政府财力又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把教育包下来。因此,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和各种社会力量来办学兴教,但是,增加教育投入和社会力量办学,都有一个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不改革体制,不可能较多地增加教育投入,也不可能办出人民需要的教育。当时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窘迫的状态。
  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教育制度、教育体系?这就必须对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革”对教育破坏这样深刻的教训进行总结。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教育体制怎么转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这既要对历史经验进行客观的审视,也要对解决现实问题和展望未来做出回答。就是怎样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路子来?各级各类教育怎么办?普教、职教、高教、成人教育、农村教育、思想教育以及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等,怎么改革?
  教育承载着为人类社会传承文明、创造知识、培育新人的历史重任,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事业。人类之所以有文明,社会之所以能不断进步,最根本的是依靠教育。马克思讲,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是讲人的社会性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孩子从一个自然人变成社会人,就是通过教育,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来完成的。任何国家、民族,任何时代,教育都不可或缺。一个不重视教育的国家、民族,必然是贫穷、落后和愚昧的。时代和社会的进步程度就反映在对教育的重视和教育发展程度上。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损害教育、压制教育,本身就是压制这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实际上是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阻碍人民的发展。比如“文革”期间把教育作为批判对象,这完全是违背历史潮流、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是脱离人民群众的。
  教育是国家民族的需要,也是人民群众个体的基本权利和基本需要。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就是成为一个有文化教养,有独立人格,在社会上能够生存发展,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人。由于国家、民族不同,历史、文化不同,人民对教育的需要也不同。在社会主义国家,教育事业最重要的就是基于和适应人的各种不同需求,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发展需要服务。这也就是我们办教育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过去我们讲教育为国家民族服务、为社会服务比较多,但是讲教育为人服务、为每个学生个体成长服务不够。国家办教育,应该按国家的要求来办。而国家的要求应该是人民要求的集中体现。国家发展和进步要求每个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和聪明才智。但我们的教育,很长时间都忽视人的个性,而划定一个模式和标准去“塑造”人,用一把尺子把学生分成好、中、差等各种等级,这实际上就是在限制、压抑学生的发展,甚至是在扼杀人的想象力、创造力。
  创造力是什么?就是人的个性和他独特的才能发展到极致的产物。当他的特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时候,他就有了创造性。为什么不能“好高骛远”?没有“奇思遐想”怎么有科学发展的可能?在教育当中一定要尊重学生。我们一直提倡尊重老师,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学校老师都应该爱护学生,爱护首先是尊重。离开了尊重,怎么谈爱护?我觉得我们一些学校,尊重学生,尊重学生的差异和个性,培养他的自主意识、独立精神,做得很不够,必须花大气力改变这种状况。
  国家办教育,就是要满足社会的多种需要、人民的多种需要,就必然要求办学形式多样性。不仅学校应该是各式各样的,而且教育内容、方法也应该是既有统一又有特色的。只要社会需要、人民需要,就应该有这样的学校和教育,从而体现我们的教育是人民的事业,是为人民服务的。有的地方总是强调学校“正规”,要像学校的样子。大量基础教育学校只是关注考取大学的升学率,大学则是和国外比看谁出了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当前的现实是,绝大多数人需要的是以教育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手段。我们应该首先考虑如何让人民获得生存、发展能力,让人民富裕和幸福。教育如果不能让人民得到实际利益,就要脱离人民群众。中国思想文化有巨大的潜力,中国人民勤劳好学、聪明智慧,只要中国不断在发展,诺贝尔奖获得者迟早会出来的(编者注:一个月后的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只是以此来批评中国的教育,说我们的教育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我不赞同。
  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必须是人民的教育,学校必须是人民的学校,教育制度必须使多数人能够受到教育、培养。如果只有少数人享受教育资源,那不是社会主义教育。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今天,都已经把受教育看成是纳税人的权利,用教育回馈社会和纳税人。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应该比它们做得更好。人民需要多样化的教育,而不只是单一的升学教育。各种各样的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社会教育、专业培训、师带徒教育,长期的、短期的,等等,只要是人民需要的都应该允许,应该给予支持。任何时候都不能限制教育的多样化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用考试指挥棒,以及留级、处罚等制度,压抑、挫伤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些方面都必须改革。那几年,我多次讲小学不搞留级制度,小学毕业生不搞升学考试,强调学校不要惩罚学生。既不能惩罚老师,也不能惩罚学生。现在学校里老师的指挥棒、考试的指挥棒,在一定意义上,对学生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一个孩子考来考去,一次考试就“盖棺定论”,他才几岁啊?怎么就那么多的压制、限制?有的孩子经常被老师指责,同学之间也互相指责,回到家父母指责。又比如,幼儿园小孩子都背着手,直直坐在那儿,有人去了,齐声喊“爷爷好”、“老师好”,一点活泼劲儿都没有,都被搞成小木偶了。我们那时一再讲要改变这种状况。尊师重教应该有,比如说老师进来了,要起立,但是不要都搞得那么死板。学校应该有规矩,但这些规矩不能形成对思想的束缚。教学模式怎么改,老师怎么讲课,教学活动怎么组织,考试的内容、形式和方法等,都涉及培养什么样的一代人的问题。我们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有创造才能有竞争能力的一代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就应该用相应的教育教学方法。
  我们强调学校教育的多种形式、多种模式和方法,同时要注意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关系。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命运,反映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提倡教育教学的多样性,不能够把统一性否定掉。强调办学方向,强调教育方针,强调思想品德教育,都是统一性。我当时对教育的形式、模式、内容、方法等是比较强调“多”的,但这个“多”是针对过去“少”而说的,而不是否定统一性。统一性和多样性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在统一性的前提下才能谈多样性,只有有了丰富的多样性,才能有坚强和充实的统一性。
  如何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教育,转变成能够适应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教育体制,从而解决教育落后问题,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但教育毕竟有上层建筑的成分,必须改变那些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体制、政策、方针,纠正过去那些偏差的、不恰当的做法。教育改革是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教育体制转变的必由之路。任何社会、任何事物,都是不断通过改革进步的,通过改革以适应社会需要。改革是社会演进的基本方法。而且,所有改革都是社会领导阶层主导的。如果说革命对统治阶级来讲是被动的,那么改革、改良、改进,则是领导阶层的主动性行为。今天要改革,一百年后还要有改革。任何统治阶级,任何处在领导层次的政党、政权,都必须不断改革。不改革就僵化了,就要走到历史博物馆里去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改革是否正确和成功与否,用什么来检验?决不是用改革自身来检验,也不能以改革的大小快慢来检验,而是以是否符合实际、是否有利于发展、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利益来检验。要想改革成功,一定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步骤的大小、力度,都要从实际出发。历史是一步一步前进的,思维是一步一步发展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够离开这个实际。所以,改革措施一定要有利于发展,有利于给人民群众带来实际利益。
  教育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能只是在概念上争论。不从实际出发就理解不了事物,也解决不了问题。改革创新和实事求是是统一的,不是想改革就改革,是实际需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改革开放既要改变一切不适应的东西,又要坚持一切应该坚持的东西。改变什么,坚持什么,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历史社会发展长河中从未有过的最大的活力。如果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我们国家的国体、坚持一切成功的东西,如果不是改革不适应的旧体制、旧制度、旧方法,那现在这些新的东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教育同样要放到历史社会当中去,坚持从实际出发推进教育的改革。
  教育改革的每一个步骤,各个层面,做什么事情,都要让人民在这个改革当中得到利益。如果不让人民看到实际利益,就不要改。人民需要教育怎么办就怎么办,不是我想怎么办教育就怎么办。所以教育改革的每一步、每一个措施,都要既积极又稳妥,不能“翻烧饼”。你一“翻烧饼”,改革就要推迟好多年,群众不干,不接受。
  二
  我到国家教委后考虑和投入精力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根据中央要求,主持制定了一个既解决当时教育难题又面向21世纪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这是我国第一个教育改革发展纲要。为此,教委很多同志参与做了大量历史和现实的、国内和国际的调查研究,从中国经济、科技体制等方面改革的趋势和走向出发,探讨中国特色教育改革发展的道路。《纲要》于1993年2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印发,到现在整整20年了。
  《纲要》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主要原则,共有八个“必须”。这是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现实经验的高度总结,是我国教育必须长期遵循的原则。
  《纲要》明确地表述了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必须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方针后来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纲要》确定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战略和指导方针,比较清晰地提出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思路和任务,成为指导20世纪90年代及新世纪初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性文献。
  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
  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教育工作,无非是三个问题:方向问题、改革问题和发展问题。
  ——建立每年一次的高校党建会议制度。为了切实加强高校党的领导,决定高校党建工作由中组部、中宣部和国家教委三家联合管理。建议地方也是由党委组织部、宣传部、高校工委、教委一起来抓高校党建工作。当时提出要连续抓五年,每年联合召开一次高校党建会。这项工作由此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一项保证教育方向的重要制度坚持了下来。到2012年,我国高校党建会已经连续举行了21次。
  ——明确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1985年以后,部分高校曾试行过校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此后,原则上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到保证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加强党的建设和做好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上。
  1989年之后,为了稳定当时的局势,决定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两所高校开展军政训练。为什么要搞军训?因为当时恢复正常的高校秩序,一定要有个过渡,没有这个过渡过不了这个坎儿。当时并没有讲要长期这样做,只是讲了它的正面意义。这件事情在当时十分必要。这个举措对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有重要意义。当然,这一做法需要调整完善。如今,高校学生接受军训,已经转向制度化规范化轨道,在全国普遍实施。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税、费、产、社、基”的教育投入体制
  面向21世纪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当时我们思考和研究最多的是教育投入体制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教育体制改革必须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解决教育经费问题,只能从我国国情出发。我们提出了“财、税、费、产、社、基”六个字的教育投资体制改革思路。即“逐步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这种多渠道的教育投入体制有力地支撑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教育振兴,全民有责。在国家增加教育投入的同时,必须调动全社会支持投入教育的积极性。教育投入体制改革是教育体制改革的基础和重点。没有这个改革,困扰和制约教育的最大难题——经费问题,就无法解决,教育振兴也就无从谈起。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应占国民生产总值多大比例,决定着教育发展水平的高低。当时我们提出到20世纪末要达到4%比例,引起社会共识和期盼。这个比例是经过大量的国际比较得出的,不是拍脑袋出来的。当时欠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平均在4.1%以上,许多国家达到5%、6%甚至更高,但20世纪末这个比例没有实现。可喜的是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重申了这个比例,并决定将在2012年实现。
  倡导“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舞台上,“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是一句喊得特别响亮的口号。这是我倡导的,但不是我的发明。发明者是我国的人民群众。
  办教育是人民的权利。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教育成为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有办教育的权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民群众,首先是广大乡村的农民,他们集资捐资助学兴学的积极性不断高涨。像当年抗战支前一样,人民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兴办教育,许多事迹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在中国大地的许多农村,最好的建筑是学校,最美的环境是校园。义务教育本来应该是政府行为、政府投入,但是在政府力量还不能全面保障义务教育的时候怎么办?是中国的老百姓用他们的肩膀支撑了中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大业,是他们首先写下了“人民教育人民办”的豪壮篇章。“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是上下两篇大文章。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满腔热情地支持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同时,千方百计办好教育为人民。
  在“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思想指导下,全国兴起改善办学条件的热潮,中小学新建校舍大量增加,校舍中的危房比例明显下降。农村教育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兴旺景象。
  人民教育人民办,不只是人民对教育财力和物力的支持,它还涉及人民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和怎样办人民需要的教育等深层次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场全方位的教育改革。“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是一个完整的思想。至于它的内涵和实现方式,将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因地制宜、与时俱进。
  千方百计抓好教师队伍建设
  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教育问题说到底是教师问题。教师是人类社会进步永不熄灭的灯光。一个国家教师的社会地位直接反映着这个国家教育的社会地位。教师队伍建设不好,地位不高,待遇不高,素质不高,教育改革和发展就是空谈,中国教育就没有希望。必须确立尊重和依靠教师的教育工作指导思想,处处依靠教师,着力建设好、保护好教师队伍,让教师成为全社会最受尊重的职业。当时国家教委的大量工作都是围绕提高教师的地位、待遇和素质而进行的。
  教师问题主要是三大方面:一是地位问题。应当形成这样一个风尚,即教育事业是神圣的事业,教育工作是光荣的岗位,教师是最受尊敬的人。二是待遇问题。包括四个方面:工资、住房、医疗和退休保险。解决这四大问题可以借鉴其他工种的经验,但必须作为独立的问题研究解决。其中首先应该解决的是工资待遇问题。如果维持教师低待遇工资制度,必然导致低素质的教师队伍和低质量的学校教育。虽然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但教师工资不能落后。只有制定适当的工资制度,才能稳定教师队伍和鼓励教师终身从教。根据当时情况,我们提出,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水平处于各行业工资水平的四五位左右比较合适,用数字表示就是大概高出平均线20%左右。同时提出教师住房、医疗、退休保障等问题的解决思路。三是提高问题,主要是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和业务水平的提高。重点是培养各级各类学校校长,定期对教师进行培训,鼓励教师进修等。师范教育是中国教育的特色,别的国家可以没有,中国必须有,这是我们的优势,不能动摇。要努力使教师成为全社会最受人尊重的职业。
  实施“两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工程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教育史上,有两个关于教育事业发展的口号是叫得最响亮的。这就是《纲要》提出的90年代教育发展的两大任务:实现“两基”和建设“211工程”。
  1985年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中国实施九年义务教育。198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纲要》进一步明确:90年代要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简称“两基”。
  实施义务教育,是现代化大生产和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是一个社会现代文明的标志,是全面提高民族素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大计。到2000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这两个基本的目标是不是过高呢?有些同志认为到2000年做不到这一点。我们认为,国家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包括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从这个战略高度出发,必须实现“两基”。
  由于《纲要》确定的这个目标,既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又符合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依法办事,“两基”工作迅速在全国形成了无可阻挡的热潮。20世纪90年代的“两基”工作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谱写了辉煌的篇章。进入新世纪,我国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现了宏伟的“两基”目标,其成就载入了中国和人类历史的史册。
  实施“211工程”,培养国际一流人才
  迎接21世纪挑战,关键在于人才。当时我国有1070多所大学,分为不同层次。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走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努力提高办学效益。要区别不同地区、科类和学校,确定发展目标和重点。当时我们考虑最多的是,我国的高等教育怎么样才能迎接21世纪的挑战,赶上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水平,培养出在国际科技领域有影响的一流人才。必须把提高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放在突出的地位。虽然国力有限,但集中力量逐步办好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并使若干所大学在20世纪末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同时带动全国高校整体提高水平,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一设想简称为“211工程”。这一工程的立项,极大地调动了各部门和地方的积极性,教育投入大幅度增加,教育管理水平迅速提升。如今,我国高校的教育质量、科学研究和办学效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
  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职业技术教育是近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工业化过程的客观要求,是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重要支柱,是工业化的摇篮,是国家振兴的法宝。但是,鄙薄职业技术教育思想在中国有深厚的根源,是小生产者或者过去“左”的思想影响的结果。在推进“两基”工作和“211工程”的同时,国家教委特别重视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如何发展?必须转变教育观念,调整教育结构,首先是中等教育结构。不能事先规定一个框框加以限制,不能用普通文化教育的观念来套职业技术教育。不能要求职业技术教育一开始就多么规范、完善。职业技术教育不能走单纯靠财政拨款的路子,不能挤占普通教育经费。基本的路子应该是产教结合、依靠贷款发展校办产业、增强学校自我发展能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不能只靠教育部门,必须充分发挥企业的作用。我们提出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如德国的“双元制”经验等,摸索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发展的职业技术教育路子。
  在抓农村“两基”工作的同时,我们特别强调“三教统筹”、“农科教结合”,为新农村建设、为人民的富裕幸福做出贡献。
  切实重视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也主要是职业技术教育。我们提出,成人教育实行两种制度:一个是证书制度,一个是文凭制度。证书制度是一种培训教育制度。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要求人的知识技能不断更新,人的工作岗位也会有更多的变化、转换,人们不能满足原来所学的东西,迫切需要不断学习,补充新的知识、技能,这就需要终身教育。这个教育是社会化、多样化、不受约束的。我国证书制度很不完善,要由行业、地方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文凭制度是一种学历教育制度,必须国家化、制度化,不能搞乱。国家要建立严格的文凭考试制度。社会力量办学要想取得国家承认的学历文凭,必须参加国家的文凭考试。成人教育证书制度则可以地方化,放开一些。
  加快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在教育领域的各项改革中,高等教育改革涉及面更宽,改革难度更大。高等教育改革,必须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体制改革以及教育自身整体的改革相适应。从大的方面讲,主要是体制改革和教育教学改革。体制改革最终也要落实到教育教学改革上来。当时提出的改革思路主要是:一是以人事、分配制度为重点的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达到转换机制、调动教职工积极性的目的。二是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解决中央与地方、国家教委与中央各业务部门、政府与高等学校之间的关系。三是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改革招生计划体制,实行国家任务计划和调节性计划相结合。四是改革高等教育的投资体制。中央与地方财政要逐步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拨款,满足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需要;学校也要改变单纯依赖财政拨款的观念,要走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路子。在这些方面,都必须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引导高等教育改革积极而稳妥地推进。
  ——推进高校后勤改革。高校发展迫切需要后勤改革,当时提出了逐步实行社会化的改革思路。
  ——加强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高校对外开放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强调,在加快改革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学术与人才的交流与合作,特别要注意吸收和借鉴国外在发展高等教育方面的先进经验。
  ——建立直属高校工作司。当时国家教委直属36所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一舰队。对我国的1000多所高校影响巨大。在高等教育司之外专门成立了直属高校工作司,要求直属司工作人员要成为36所高校驻教委的大使,认真而细致地为直属高校服务。并希望这36所高校要为全国高校改革和发展起到榜样、示范和辐射作用。
  进一步确定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政策
  自1978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到1989年,我国共派出公派留学人员(包括国家公派和单位公派)6万多人,同期自费出国的留学人员2万多人。面对当时的形势,会不会波及国外留学人员?国家会不会改变留学生政策?当时国内外有许多议论。我们连续召开驻八个大国教育参赞会议,坚决而明确地表示,要坚信留学生是祖国的儿女,他们是爱国的。同时明确和完整地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政策,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长期政策。这一政策在国际上对我们党和国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加快教育立法和依法治教进程
  实践证明,对教育的管理靠人治是不行的。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教育改革发展的要求,必须靠法制管理,加快教育立法进程。现代化国家都要依法治国,也要依法治教。当时我国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教育法制的框架尚未设计,很难实行依法治教。所以我们提出首先要抓紧制定国家的教育基本法,同时相应地制定各种子法。教育的基本法,就是要把学校作为一个社会法人来确立学校的地位和责权利,确立学校和社会的关系,确立学校和政府的关系,确立学校和学校之间的关系、学校和企业的关系、学校内部师生之间的关系。世界各国的学校都有自己的法律规章,有相当严格、细致的规定,连服装、举止言谈都有约束。
  当时国家教委集中力量开始研究制定教育基本法和教师法。在我离开教委后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出台了,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也出台了,其他教育法律法规也相继出台。我国教育逐步走上了依法治教的轨道。
  执法责任要搞清,尽快建立教育督导机制
  1991年,我以主任令形式签发了《教育督导暂行规定》,成为国家教委督导制度建设的第一个规章,开始形成中国特色教育督导制度的基本体系和模式。国家教委把聘请的督学叫“国家督学”,代表国家监督检查义务教育法的实施,主要是督政。督学的事情交给地方。这项制度的建立,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实现“两基”目标以及“两全”要求,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已成为我国的基本教育制度之一,成为教育改革发展必不可少的保障机制。
  此外,当时还对民族教育问题、农村教育改革问题、社会力量办学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改革问题、教育教学改革问题,等等,做了一些思考。
  在本书编辑出版之际,我对当时国家教委一些重大决策形成的过程和当时的指导思想做此回顾,既是向一起共事的教育战线上的同志们表达敬意,也是向本书读者进行一些解读吧。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教育又在新的起点上迈开了新的步伐。我希望这些思考和探索,这些历史的足音,能够对系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经验,探索规律,深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史,对今后教育的深化改革和又好又快发展,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发挥它的一些作用。
  (本文系《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探索——李铁映论教育》一书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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